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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近年来中国服务业开放取得了明显进步，但整体水平仍落后于制造业，特别是一些与制造业全球竞争力高度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程度与全球主要国家仍有差距。这不仅不利于服务贸易的发展，缺少良性竞争对服务业乃至整个经济体的高质量发展也有负面影响。在全球范围看，会计、法律等高附加值服务行业的头部企业很少有中国企业的身影。如何打造高水平开放的生产性服务业，并培育服务业的新质生产力，我们建议应该“走出去”与“引进来”并重：
1.坚持“引进来”，逐步扩大会计、法律等生产性服务行业的开放，适度降低外资准入标准与人员流动限制，为培育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建立良好中性的政策环境。
2.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需要“走出去”，在金融、电信等成熟行业，可以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面向海外发展；而针对会计、法律、咨询等行业仍以培育为主，可在本土企业出海业务中适度向本土服务企业倾斜，打破“没经验-没业务”的恶性循环。
3.发挥自贸区、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对域内企业在国际并购、外汇管制、通关、投融、跨境数据流动等方面的政策创新“先行先试”，优化服务业企业“走出去”相关的监管审批流程。
4.针对出海发展的服务业新兴业态，如跨境电商物流与仓储服务、短剧出海等，属于新经济的萌芽状态，可给与一定的税收、融资优惠，包括利用现有渠道在评定专精特新企业时予以支持，通过精准的政策壮大经营主体，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正文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从未停止。早期，中国企业积极引进外国资金和先进技术，主要为工业制造企业，以代工贸易参与全球分工。一些有远见的企业逐步走出国门，从“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变，40多年来，其中的领先者逐步成长为全球化的企业，在品牌、营销、研发等环节参与全球竞争，成功向价值链更上游迈进。
然而，中国服务业“走出去”相对落后，与本土服务业企业的快速发展形成反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约为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的7倍，这一水平与2000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基本相当，但同期中国本土的服务业占GDP比重却从2000年的40%增长到2022年的53%。
如今，服务业已经是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制造业在生产活动中也离不开服务业产品。经合组织（OECD）增加值贸易数据显示，全球服务占总出口增加值的50%以上，而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增加值中服务业部分也超过30%。生产性服务业的产品已深深地嵌入工业品生产中，并随着贸易去往世界各地。传统上，生产性服务业是指为保持工业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促进工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为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保障服务的服务行业。
2021年以来，第一财经研究院深入一线，走访了几十家有代表性的中国全球化企业。多数企业的相关负责人都曾表示，他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离不开海外商业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行业的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讲，缺少来自本土的高质量、开放的服务业，不仅难以构建一个真正包容、开放型的经济体系，企业出海核心竞争力版图中的服务业部分，也将缺少中国企业的身影。
如何打造更高质量的开放型服务业？我们认为应该从生产性服务业着手，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并重。
一、会计、法律等生产性服务业在“引进来”方面的限制仍然明显，这会阻碍服务贸易的发展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2011-2022年，全球商业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不含旅游与运输）平均增速为6.2%，较货物贸易增速高出近30%，这使得全球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持续上升。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数字化技术带来的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为全球服务贸易带来新的增长动力。
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与自身的经济、贸易体量并不相称。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2022年商业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不含旅游、运输与政府服务）为4050亿美元，不到美国的一半，也较德国的水平低13%。
服务贸易历史悠久，在国际运输出现不久之后便有了金融和保险服务贸易。然而全球服务贸易的障碍依然普遍存在。根据OECD的数据，2022年中国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为0.275，高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在50个样本国家中排第42位。STRI根据各国针对最惠国标准的各项措施进行计算，其数值介于0到1之间，1代表限制性最高，0代表限制性最低。STRI数据库涵盖38个经合组织成员国以及中国、印度等共50个主要国家、22个服务行业。这些国家和行业占全球服务贸易的80%以上。
自2018年来，受益于多个行业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的制度型开放，中国的服务业限制程度呈现下降趋势。分行业来看，不同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差异很大。2022年，中国建筑工程、运输物流相关的多数行业中服务业贸易的限制措施已经接近甚至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快递、电信、影视、会计与法律相关行业的STRI仍高于0.4，远超主要国家平均水平。其中会计与法律属于生产性服务行业，与金融行业一样，都是制造业企业走出去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后勤”行业。根据OECD的研究，STRI超过0.4将对服务贸易具有明显负面影响。
对生产性服务行业设置限制措施，不仅会阻碍服务贸易进行，缺少良性竞争，也会对这些服务行业的全球竞争力带来负面影响，并最终影响以服务产品作为中间品的制造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因为能否以优惠的价格获得生产性相关的服务供应商，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由于国家的发展战略、行业属性的差异，国家间特定行业的服务业壁垒会有不同。以法律服务为例，大多数国家对该行业设置有一定的竞争、人口流动与准入限制，中国主要的限制在外资准入方面。而对于同为生产性服务类的会计行业，主要国家的限制性措施则相对较弱，但中国仍然在该行业具有明显的外资准入与人口流动限制。
外资准入的限制一般包括外国股权比例限制、要求管理层或董事会必须是本国居民以及外国投资审查、跨境并购的限制等。人口流动限制不仅包括外国自然人在本国以包括公司内部调职的形式提供服务的时间长度约束，还包括监管专业人士对外国专业证书的认可程度偏低等问题。
金融服务是重要的生产性服务行业。近年来，中国不断放宽金融服务业市场准入限制，有序推动金融业开放，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如今，在商业银行与保险业，中国的限制措施主要集中在外资准入与竞争壁垒。竞争壁垒主要包括有关反垄断政策制定、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反垄断政策豁免的程度等。
就服务业的限制措施而言，仅仅接近甚至达到主要国家的平均水平是不够的。下一步需要对标更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加快服务业制度型开放，特别是针对仍与国际平均水平有一定差距的会计、法律等生产性服务业的重点行业。
二、没有服务业企业的“走出去”，就难以实现真正的高质量发展
回顾四十多年来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发展历史，早期的全球化多是从“被全球化”开始的，此后，随着本土企业的成长和成熟，一些工业企业开始走出国门，有的跟随市场需求进行全球布局，就近提供配套；有的通过主动布局与并购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对中国企业而言，全球化发展意味着立足全球，在全球配置资源以提升效率并建立竞争优势。正是这些坚持“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奠定了中国的竞争力。
然而，中国服务业企业的全球化发展却相对落后于工业企业。根据第一财经研究院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全球化评估研究，上市工业企业全球化综合水平领先于服务业（第一财经研究院的全球化评估体系涵盖企业经营、投资、研发、品牌建设等多方面，以此综合度量企业的全球化表现）。
以作为国民经济血脉的金融业为例，中国企业的海外布局仍然显得薄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6月，13家中资银行仅在约三分之一（50个国家）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设立了一级机构，这大体与摩根大通、德意志银行等单一外资银行的水平相当。而对于工业企业而言，业务覆盖全球超过150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十分普遍，仅华为就在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
会计、法律行业（均属生产性服务业）也是工业企业走出去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后勤”行业。如果说“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是航空母舰，那么这些生产性服务企业就是航母编队中的驱逐舰与护卫舰，只有组成编组、形成合力才有真正的战斗力。如今，虽然世界500强中已经有不少中国企业，但世界律师事务所百强中却鲜有中国律所身影。中国企业出海的会计服务业务也几乎被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垄断。如何在这些生产性服务行业中培育壮大中国企业，助力中国服务业企业向“走出去”转型，建立全球竞争力，进而助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新兴服务业出海需要关注
在传统的金融、法律等生产性服务业之外，第一财经研究院在企业全球化调研行中也看到一些出海服务企业的新业态，它们代表着跨越山海“走出去”的服务企业的开拓与奉献精神。
工业园区作为产业地产，可以说是工业企业出海的重要基础设施，相关企业不仅需要规划、设计与建设经验，还需要拥有后续服务入驻企业的能力。柬埔寨西港特区是中柬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产业园区，在红豆集团主导下开发建设，是中国最早兴建的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经过十多年的开发建设，特区目前已有170多家企业入驻，给当地带来大量就业机会。产业园区的成功开发不单单与红豆集团在国内开发、管理工业园区的经验有关。在建设西港特区的过程中，红豆集团首先在园区内建成了自己的工厂，把所有流程走了一遍，然后在进行对外招商时就有了底气，相信自己能服务好客户。
近年来，随着跨境电商兴起，中小企业出海发展有了新的渠道。与此同时，中小企业跨境物流、仓储需求激增，但由于缺少跨境业务经验，中小企业往往容易遇到仓储限额、运费高等问题。宁波的乐歌股份作为经历了外贸公司、工贸一体、代工贴牌到品牌出海的“资深”全球化企业，瞄准中小企业出海的业务痛点，打造海外仓储与航运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更优质的仓储物流服务，助力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
中国的短剧近年来也在海外日渐风靡，它们是随着平台出海的新业态。与传统影视作品不同，这些短剧往往选择简单剧本，两周内拍摄完成就开始推广，如果缺少受众则会迅速转向下一个项目。Sensor Tower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2月，出海的40多款短剧APP累计下载超5000万次，带来近2亿美元的收入。
这些新兴行业通常发展迅速，往往难以被纳入传统政策框架中。如果将这些服务企业出海的新兴业态作为一个整体，那么它们就是中国品牌走向世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中更有服务企业出海的“幕后英雄”，它们的发展需要更加精准的扶持政策。
四、政策建议
近年来，中国服务业开放取得了明显进步，但整体开放水平仍落后于制造业，特别是一些与制造业全球竞争力高度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程度与全球主要国家仍有一定差距。这不仅不利于服务贸易的发展，缺少良性竞争对服务业乃至整个经济体的高质量发展也有负面影响。从全球范围来看，会计、法律等高附加值服务行业的头部企业中很少有中国企业的身影。如何打造高水平开放的生产性服务业，并培育服务业的新质生产力，应该“走出去”与“引进来”并重，据此我们建议：
1.进一步拓宽服务业开放领域，逐步扩大服务业相关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特别是针对会计、法律等生产性服务重点行业，可以适当降低外资准入、人员流动限制；同时坚持“引进来”战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并积极利用外资，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行业竞争力建立良好中性的政策环境。
2.服务业开放需要“走出去”与“引进来”并重，在金融、电信等成熟的生产性服务行业，特别针对其中的国有企业，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结合自身业务特点与发展规律，积极推进“走出去”发展战略，面向全球市场提供创新、专业的生产性服务网络，不仅服务中国出海企业，也可以增强服务业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3.重视推动会计、法律、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业企业面向海外发展，可以参考金融业走出去的经验，在中国企业出海业务中，适当对本土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倾斜，如通过项目联席合作制度，为培育本土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打造友好的环境，打破“没经验-没业务”的恶性循环。
4.强化顶层制度设计，优化服务业企业“走出去”程序，必要时可发挥自贸区、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对域内企业在国际并购、外汇管制、通关、投融资、跨境数据流动等方面的政策创新“先行先试”，优化监管审批流程。
5.针对出海发展的服务业新兴业态，如跨境电商物流与仓储服务、短剧出海等，作为新经济的萌芽状态，可为其中的初创企业提供一定的税收、融资、人才政策支持，精准支持行业发展；也包括利用现有渠道，如评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时为相关行业提供一定倾斜，利用成熟的渠道为壮大经营主体、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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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杨宇东、于舰、马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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